初三那年冬天，我第一次意识到爷爷的病情已经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。那天清晨，我蹲在厨房边帮爷爷择菜，发现他布满老茧的手在菜叶上颤抖得像风中的芦苇。爷爷总是说"我还能行"，可当我把洗好的青菜递过去时，他却突然把竹篮重重摔在案板上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慌："这些菜...是给谁准备的？"这个曾经能扛着板车去县城卖菜的老人，此刻连最简单的家务都做不好。

这种变化像温水里的冰块，在三个月里逐渐冻结了整个家庭。爷爷总会在饭桌上突然沉默，对着空气自言自语，甚至把刚喝过的水杯打翻在刚擦净的地板上。有次我在书房写作业，听见客厅传来"小囡"的呼唤，冲过去发现爷爷正对着空荡荡的沙发发呆，手里攥着早已被收走的毛线团。那天夜里，我盯着床头柜上爷爷的军功章——那枚1952年抗美援朝的勋章，在月光下泛着冷冽的光。

父母的焦虑像传染病般蔓延。父亲开始整夜失眠，把降压药和安眠药混在一起装进同样的药盒；母亲把家里每个角落都贴上便利贴，从"冰箱里剩的排骨要冷藏"到"爷爷的降压药是早上第三颗"，密密麻麻的纸片像一张无形的网。最让我心慌的是每周日的医院检查，CT室刺眼的白光里，医生指着脑部影像说："脑萎缩面积扩大了15%，建议尽早考虑养老院。"这句话像根刺扎进我鼓胀的胃里，每次看到爷爷偷偷把检查单塞进抽屉，我就觉得喉咙被什么硬物哽住了。

转折发生在寒假前的年夜饭。那天爷爷执意要包饺子，结果擀面杖在案板上打滑，面团滚到灶台边，溅起的面粉呛得他直咳嗽。母亲慌忙去扶，爷爷却突然抓住她的手腕，浑浊的瞳孔里泛起水光："你记不记得，1953年你奶奶临走前，也是这样...咳咳..."他剧烈的咳嗽打断了话语，可我分明看见母亲眼角的泪光比窗外的雪还亮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那些被遗忘的细节里，藏着爷爷用记忆拼凑的爱的地图。

接下来的三个月，我成了家里最沉默的观察者。爷爷开始把钥匙串挂在褪色的军装上，声称这是"去北京看天安门"的凭证；他会在黄昏时分坐在院子里，对着晚霞念叨"小囡要考重点高中"，然后从裤兜里掏出皱巴巴的纸币，硬塞给我买冰棍。有次他翻出我小学时的奖状，用放大镜仔细端详每个字迹，突然说："这字写得真好看，等你考上大学，给爷爷写封信吧。"我握着笔的手突然发抖，墨水在信纸上晕开一团蓝。

真正让我释然的是清明扫墓那天。爷爷的墓碑前摆着三束白菊，两束是父母放的，中间那束是我用他教我的方法扎的——把野花从荒草丛里摘下来，用旧报纸包成花束。阳光透过松针的间隙洒在墓碑上，我忽然想起他总念叨的"活着就要看见春天"。原来那些被遗忘的瞬间，那些看似无意义的絮语，都是爷爷在用最后的清醒告诉我：生命的价值不在于记忆的完整，而在于爱与被爱的温度。

现在每当我经过爷爷的老房子，总能看到窗台上摆着他最爱的搪瓷缸，里面泡着几片干菊花。阳光穿过玻璃，在茶汤里折射出细碎的光斑，恍惚间又看见那个在菜场吆喝的爷爷，正冲我咧开缺了门牙的嘴笑。或许阿尔茨海默病带走的只是记忆的碎片，而那些被时光冲刷却愈发清晰的爱，才是生命最珍贵的底色。